寫作的人有時也需要「畏友」，在一片阿諛奉承聲中，獻上幾聲言之有物的鴉鳴。提醒自滿的寫作者，那被誤認作太陽的，其實不過是盞稍大的燈，我們其實兀自在暗夜裡摸索著各自的路……
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 ／黃錦樹
圖／Noveala
(全文轉載自聯合電子報 2016.1.6 http://udn.com/news/story/7048/1422765 )
「夥伴」(consociates)是實際相遇的個人，是在日常生活中相會於某地的人。因此，他們不僅共享一個時間團體，也共享一個空間群團——無論它們是多麼短暫和表面。他們至少最低程度地互相「涉足對方的個人生活史」，他們至少暫時地「一塊兒長大」。……只要愛情延續，情人就是夥伴，直到他們分手；或者是朋友，直到他們翻臉。……正是多少具有這類延續性的關係的、為了某種長期目標而走到一起的人，而不是僅有零星或偶然關係的人，構成了這個類別的核心。
「同代」(contemporaries)是一個時間群團，而非空間群團：他們生活在（或多或少）同一個歷史時期內，互相之間具有經常是非常淡薄的社會關係，但他們按照慣例互不謀面。……他們是透過互相之間典型行為模式進行符號系統表述的一套普遍假設來連繫的。……個人所涉及的從情人到偶遇者的夥伴關係系列，就在這裡延伸，直到社會扭帶變為完全的無名、標準化，和可置換狀態。（格爾茲，〈巴厘的人、時間、行為〉）
前代。後代。……（略）
「同時代人的非同時代性」。不同代生活在同一時間，但體驗中的時間是唯一真實的時間，因此他們實際上生活在事實上相當不同的主觀時代中。（曼海姆，〈代問題〉）
我1986年深秋到台灣時，並不知道歷史即將翻過新的一頁，長長的一章戒嚴史將在次年劃下句點。又一年，民國最後的強人「建豐同志」（《北平無戰事》裡沒現過身的領導，蔣經國的字）過世。前此，我們從電視上看到的他，是被糖尿病折磨得浮腫，沉坐在輪椅上的衰老模樣，和那被他派黑道殺手去幹掉的江南在《蔣經國傳》勾勒的陰狠毒辣神祕形象完全不一樣。戒嚴的解除，開放到中國探親，等於公開承認反共復國之夢從此畫下句點。也許從那時開始，民國歷史就進入它自身倒數著的剩餘時間。
我們這一世代，身在大馬以公平分配為名、方便馬來權貴橫征暴歛的新經濟政策的馬哈迪時代，對大馬的認同卻是毋庸置疑的。踩著僑生輸送帶來台的我，在激烈本土化的背景裡，對這預設了中國認同的身分也極不耐煩。那時並不知道，那中國其實是民國，我們因沒有更好的選擇而被捲進他方歷史浪潮的浮漚裡。那種種看來刺眼的民國標誌，老蔣的銅像、「國父」遺像、看電影前必須起立等待「吾黨所宗」的國歌唱完；得上最無聊的軍訓課，誦讀那從周公孔子始、「蔣公」為句點的噁心厚顏的道統史。其中一個暑假，還得參加大魚大肉的海青會——那是軍事訓練的少爺版、兒戲化的模仿，和作為同世代台灣男生成年禮的兵役是兩回事。因此我其實並不是此間「五年級」的同代人，在場而不在場。
僑生，是社會學意義上的烙印（stigma）、標記，但有時確也是個汙名（戈夫曼，《汙名》）——成績墊底的、靠加分進來的、說話怪腔怪調、讀音錯舛、滿紙錯別字、住在樹上的——在台灣本土自我建構的年代，「僑生」再自然不過的，也被劃入敵人的陣營。因此，八○後留台的大馬青年，也努力建構屬於他們的、大馬的本土自我。歷史的閱讀是當務之急的補課，從華人史、東南亞史到歐洲殖民帝國的擴張史，圖景漸漸拼湊起來時，竟然大半輩子過去了；為民國斜陽寫下個人版悼詞的我，已是大馬的異國之人。在此間交疊著差異歷史經驗的「作為過去的未來」的（走向一種更純粹的民族國家的）現實裡，新舊國族認同幽靈的角力，投影在文學之牆上，是殺氣騰騰的皮影戲。
僑生這標記卸除後，那標誌著外的印記反而被更其存有論化，成了身分認同本身，一種沒有的有，一種空符號。字輩、年級云云，對我來說也是如此。也很少人會注意到，那兩者之間其實不是那麼理所當然的可以自由轉換——對我而言，箇中難免有時差——貨幣的轉換況且有匯差。我也不敢說我的經驗有多大普遍性。但我們這些寫作的留台人（自李永平（1947-））以降，和台灣－民國的主流文壇、各個不同的水滸山寨都是疏離的，都是孤鳥，懸浮之島，或孤狼，鮮少應酬，彼此之間也很少往來，泰半「絕對孤獨無情」的「自己的文學自己搞」，好處是可免於一些無聊的江湖摩擦。也因為作品反正沒市場，不會有太多關注，就不必做多餘的努力，不必特別去巴結；不想見的人也可不必見，不得已見著、不得不說上幾句時，也可僅僅談談天氣和交通狀況。
因此，「六字輩」小說家的兩場重要的葬禮，我都無緣參與。影響力巨大，但成就可能被過高評估的邱妙津（1969-1995）和袁哲生（1966-2004）年歲略大及略小於我。前者我根本沒見過，後者也只有數面之緣，但他們猶活生生的活在同代人（4-7字輩）的記憶裡，有過一些接觸，甚至曾經是工作上的夥伴，或者有著師生關係，兀自記得他的笑語神情。
這世代我比較熟的，也就是個駱以軍。但那也是1999年的事了，其時我們都已年逾而立。
最近黃崇凱提醒，我在不同的隨筆裡，似乎都會戮一下長我十歲的張大春，「會讓人以為你很討厭他」。最近回應一位老朋友的質疑，為一位青年朋友辯解時，也舉我1998年的論文〈謊言的技術與真理的技藝〉為例，我不是因為張某罵我我才批判他（那時他也不知道我是何許人也），而是他的作品、文論、經常在文學獎決審時的發言，以及那一大批不斷為他的作品歡呼解釋（以所謂的「後現代主義」）的名流學者的論述中共同展現的某種價值趨勢，讓我深不以為然（也許就因為我是個局外人）。但台灣「五年級生」多為其弟子門生，深受濡染（或霸凌）。那是個價值層面的爭辯，也涉及小說寫作的一些根本問題。但即便批判了那個名字，那作者功能兀自發揮著影響（他畢竟調度了許多西方當代文學資源，有其相對的正當性），被敲散、化為液體之後，仍一直向下、向繼起的世代滲透。那是養分，但那養分裡也可能有毒素。每個世代都要清理前代留下來的遺產與債務。世代之間的競爭與愛恨，不是三言兩語講得清楚的。
有一回，五年級某大腕轉述四年級某大咖酒後對某出版界大老之狂言，「滅掉五年級，我們就可繼續吃香喝辣二十年。」我的私訊回覆極簡：「滅掉？我們兩個他就過不去了。」
但我們在文學場域裡其實並無權勢。在我，能做的也僅僅是論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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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初，大馬的朋友在為花蹤籌辦系列暖身文學活動時，注意到近年在網路上相當活躍的「七年級／八字輩」的朱宥勳（1986-），決定邀他去演講。「在逃詩人」透過臉書和我商量，要找出堪與匹敵的大馬同世代文青與彼座談，清點之後，結論卻相當悲傷：一個也沒有。「同代沒人有論述能力，評論早就產生斷層了。」他說。年歲比他大一點的呢，也沒有，最終還是七字輩／六年級的大姊頭黎紫書（1971-）親自出馬。那沒有論述（能力）的一代，「只是天真地著力於開創自己的時代」（〈江湖催人老〉《聯副》2015/11/4），當然也各有建樹。然而，為什麼在華社有了幾間自己的大學、有幾個自己的中文系多年以後——在中國留學之路廣開，許多人花盡血汗儲蓄取得博碩士學位歸國之後，文學的論述還是那麼貧瘠？
其實，1930-1950之間的世代（不乏有「留台」且取得博士學位者），也談不上有什麼論述。左傾的，多搬屍於中國左翼（「搬屍」不是我的惡言，是時人用語，大馬雜文好用惡言毒語）；嘗試借鏡於港台或四○年代中國現代主義，以爭取文學的自律的，已經是容谷足音了。比我們更年輕的世代，也許不會（或無意）記得，在「人民需要文學」的年代，「因為喜歡文學而寫作」是政治不正確，會被用惡毒的話公開批判圍剿的。甚至時至今日，還有人昏庸的召喚昔日的毒草精神（莊華興，〈馬華創作的思想基調〉，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95086，2015年4月13日）。
沒有文學論述，可能是因為已經沒有東西需要捍衛；馬華文學已經沒有敵人？文學作品不是自明的，尤其比較複雜的作品，都需要論述的闡發，需要知音之談（真正有眼力的讀者並不多）；那頗有益於教學，及文學記憶的傳承。寫作的人有時也需要「畏友」，在一片阿諛奉承聲中，獻上幾聲言之有物的鴉鳴。提醒自滿的寫作者，那被誤認作太陽的，其實不過是盞稍大的燈，我們其實兀自在暗夜裡摸索著各自的路。
倘就馬華文壇（包括留台這塊）而言，沒有文學論述其實是歷史的常態，作品的沉沒、作者的被遺忘（生平資料殘缺），也一直是歷史常態。
更悲哀的是，沒有論述可能不是最糟的，惡意的、愚蠢的論述還要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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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輩（大馬）、年級（台灣）的世代劃分，當然是極不科學，也不能太當真的。十進位制，始於0終於9，因此六年級頭的黎紫書只比我小四歲，而她只比五年級尾端的鍾怡雯、陳大為小兩歲。倘是在念小學或中學，這年歲的差距似乎不小；年過四十之後，意義就不是那麼大了。
越過了那條年歲的換日線，人生就走入秋日午後的下半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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